牧野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先发制人的著名战例，也是中国古代车战初期的著名战例。它终止了六百年的商王朝，确立了西周王朝的统治，为西周时期礼乐文明的全面兴盛开辟了道路。牧野之战中所体现的谋略和作战艺术，也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早在商代时，周人只是一个生活于陕西西部的“自窜于戎狄之间”的小部族。到了古公时期迁至岐山南侧的周原地区，并在与周边部族交流、融合中得以发展壮大，尤其是将姜姓融入自己的部族后，其势力日渐扩大。以至于商王武乙“命周公亶父，赐以岐邑”，这代表着承认其势力的合法存在。

古公有三个儿子，长子太伯，次子虞仲及三子季历。由于古公喜爱三子季历的儿子昌，曾表露出有想把权位传给昌的想法，于是太伯、虞仲为表孝心，一起跑到了荆蛮之地，纹身断发，以示断决回去接位的想法。于是，古公传位于季历。

季历继位后，“修古公遗道，私下于行义，诸侯顺之”。先是取得向东征伐毕程氏的胜利，再向西征伐鬼戎告捷，还取得了征伐余无之戎、始呼之戎、翳徒之戎的全胜，逐渐形成了以周族为中心的一股诸侯国联盟势力。但在东渡黄河“伐燕京之戎”过程中，因路途遥远，敌情不明招至大败后才有所收敛，不再贸然长途征讨。

不过，周部族的发展壮大和向黄河之东进行试探性进攻的举动引起了商王武乙的警觉，季历得知后，虽通过上朝称臣纳贡等行为想稳住商朝，但终被商王文丁所杀。季历死，其子昌继位。初因报父仇心切，贸然伐商，遭商王帝乙反击重挫。文王反思检讨意识到国力虽发展很快，但尚不具备与商正面对抗的能力。于是改为实行迂回包围战略，进而为后续武王的灭商奠定了基础。

主要措施有：其一，杜绝东进行为，隐蔽企图，避免了与商之间的矛盾激化；其二，内修文德，获取民心。倡导“笃仁、敬老、慈少”的社会风气，提高了统治阶级的威望；其三，礼下贤者，荟萃天下贤士参与国家治理。渭水河边拜姜尚为太师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其四，对外广结盟友，既巩固了自己的后方，又削弱、孤立了商王朝的外援力量。

文王的种种措施，被崇侯虎察觉并向纣王陈说了利害，于是才有了纣王“西伯囚于羑里而演八卦”的典故。周族利用纣王贪而好色的弱点，进献美女、土地、良马等换得文王获释。同时，还因以献西洛之地换得纣王去“炮格之刑”，使商王成为了残暴靶子，而把自己包装成了为天下人请命的形象。

更为重要的是被“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即获得了商王赐予的征伐大权，可以名正言顺地攻打那些周人认为需要征伐的部族了。籍此，周人北伐犬戎，西灭密须，东向戡黎，伐邘灭崇，在不断壮大自己势力的同时，也铲除了向东拓展的障碍。随之，西伯迁都于丰，其地北有渭水，南有秦岭，远离戎狄，又便于以此为跳板向东出击。

文王受命七年而卒，太子发即位，秉承父志，谋略灭商。其步骤为：先是占领了崤函关口，打开了向东发展的通路；再会师八百诸侯于盟津地区。这相当于在盟津地区搞了一次军事演习或阅兵，一方面验证了诸侯是否听从调遣，另一方面也进行了一次战略侦察，探明了殷商在此地区防御极其薄弱，此外还验证了商王是否对其起疑心，事实上商军未见任何反应。

又过了不到两年，商内部矛盾加剧。比干被杀，箕子被囚，微子隐退，并不断有商臣投奔周族。武王认为时机已到，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伐纣。各诸侯国组织响应，再往盟津会师。武王在联军阵前发布《牧誓》，主旨为揭露商纣王的暴行，宣布战时纪律与要求等。

纣王闻讯，仓促发兵迎战。这时，商军主力远在东夷作战，一时调不回来，纣王只好把大批奴隶和从东夷抓来的战俘统统武装起来，一共拼凑了17万人，由他亲自率领，开赴离朝歌35公里的牧野，企图阻挡周军前进。2月4日拂晓，周军已进抵牧野，武王命令部队休整一天。第二天凌晨，武王率全军将士举行了庄严的誓师大会。他一手拿着明晃晃的大钺，一手持着指挥旗，发表了气壮山河的誓词，历数了纣王昏庸残暴、荒淫无度、残害百姓的罪状。所有从征将士同仇敌忾，誓与纣王决一死战。武王铿锵的话音刚落，接着就是一阵急促的战鼓声，大战开始了。

武王命令姜尚率少数军队为前锋，向商军挑战。随后，以战车350乘，虎贲3000人，士卒26250名，组成主力部队，采取严整的车阵战法，冲击商军。商军人数虽多，但部署在前面的奴隶和战俘早对纣王恨之入骨，与周军稍一接触，即纷纷倒戈，帮助周军作战。商纣王的17万大军，顷刻土崩瓦解。纣王见此情景，知道大势已去，连夜逃回朝歌。武王抓住战机乘胜追击，直捣纣王老巢。纣王眼睁睁地看着周军涌进都城，知道自己难免一死，于是登上鹿台，搬出宝库里的金银珠宝围在自己身边，自焚而死。牧野之战，宣告商王朝600年统治的结束和周王朝统治的开始，历史上称西周。

牧野一战基本情况如上所述，但很多细节存在争议，主要是因为记录的典籍既不统一，也不系统所造成的。但有几点是普遍得到认可的，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其一，力量的对比是双方力量长久此消彼长的结果。周族综合运用了政治、军事、外交等手段，采用了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了商王朝的力量，在力量上赢得了条件。

其二，在隐瞒意图上，周族采取了瞒天过海的计策。周族从太古时期的为生存而战争，季历时期的为发展而战，等到了文王、武王时期则是以灭商为主要目标。虽在战略意图上有冒进的时候，但从文王之后，则注重隐蔽意图，蓄势而动。与其相对应的，则是商王对“周亡我之心不死”的判断不准，或者说是早期虽有警觉但后期则被蒙蔽。

其二，在战术上周人采取快速闪击要害的战法。由于隐蔽企图得利，使商王失去了集结主力部队决战的时间与机会，不得已采取临时以拼凑力量应战的局面。这样，就把序战变成了对己有利的决战，且一战就奠定了胜局。当然，纣王死后，商朝还是有很强大的力量尚未展开的，只是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其力量联盟变得更为松散，后被周族一一击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