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年前，大宋王朝中期，思想激荡人物风流，涌现出了一大批名留青史的历史名人，司马光就是其中星光熠熠的一位。

他童年时就留下了“司马光砸缸”的非凡故事，成了小孩子们的心中偶像。长大之后，司马光进士及第，仕途顺利，飞速成长为大宋政坛上的一颗耀眼明星，并最终官拜宰相，荣耀至极。

他性情温和，待人宽厚，及至做了宰相，也理循旧法，秉承祖制，主张“无为而治”，言辞有度，服饰得体，乃谦谦君子。

   说起司马光就会谈到王安石，两人都是经天纬地之才，堪称一朝英杰。两人本来惺惺相惜，是一对好朋友，然而他们却在同一段时间活跃于朝廷，并因为政治观点不同，成为一生的政敌。

在庙堂之上，司马光和王安石是死对头，彼此都认为对方的执政方针荒谬至极。彼此都觉得自己比对方高明，比对方正确，比对方更了解国情。所以在争夺权力的过程中，两人丝毫都不客气，用各种手段，向对方痛下杀手。斗争的结果是王安石获胜，司马光从宰相宝座上被赶了下来。

王安石和司马光虽然面对北宋积贫积弱的国力,所采取的措施截然不同,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是相同的,正因为此,这对好朋友因执政理念的分歧,虽无友谊,但相知甚深。

他们的分歧,是为国为民所忧的责任,他们有同僚,但无私党。王安石曾提携支持变法的章惇、吕惠卿,但是最终没有与他们结成朋党,并非因为政事意见不统一,更多的是人格上的巨大差异。

司马光与复仇他的蔡京终没有结成朋党,也正因为此。王安石变法不久,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其中有欧阳修、苏轼、苏辙等人。

司马光作为大臣,坚持自己的观点,当他发现改革可能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时,他公开反对王安石变法。而作为朋友,他又三次给王安石写信,劝谕王安石不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借此“以尽益友之忠”。可是,王安石变法决心已定,皇帝也支持他,司马光眼见无法改变局面,竟辞去朝廷职务,离开京城隐居洛阳,用了19年的时间编纂《资治通鉴》,以示不问政事。

   司马光在和对方的争斗中不能得胜时,选择了回避和退让,而不是伺机报复和恶意中伤。

曾有人劝司马光弹劾王安石,而司马光却一口回绝了他们:王安石没有任何私利,为什么要这样做?以直言敢谏、弹劾王安石而闻名的吕诲去世后,司马光在为其写的墓志铭里,提到新法害苦了百姓。有人悄悄地弄到墓志铭的镌本献给王安石,想中伤司马光。不料,王安石看后并不生气,还将镌本挂在墙上,逢人就说:“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关于变法之争,他们没有个人的恩恩怨怨和私利,而有为国为民的耿耿忠心和君子之争。司马光说:“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王安石也说:“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神宗死后,哲宗即位,十岁的哲宗不懂事,由高太后临朝执政。高太后一向反对新政,她一临朝,就把反对新法最激烈的司马光召到京城担任宰相。他一当上宰相,第一件大事就是废除新法。司马光执政,王安石也选择了避让,到老家金陵退居二线。

1086年5月,王安石去世。噩耗传到司马光耳中,深为悲憾。他预感到王安石身后,可能会遭受世俗的鄙薄和小人的凌辱。他立即抱病作书,告诉右相吕公著:“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司马光对王安石的评价甚为恰当,王安石的文章在气势上常人所不能及,所发议论多带锋芒,无平庸之气。朝廷根据司马光的建议,追赠王安石为太傅,谥号“文”。

   司马光入阁以来,鞠躬尽瘁,深得高太后和向太后的信任,因身体虚弱消瘦,但司马光不以为然,说:“死生命也。”病重期间,昏迷中的呓语说的都是治国安邦的大事,1086年10月,司马光去世。有遗表呈上,所云都是治世之事,高太后看了更为悲痛,和宋哲宗亲临其丧礼,追赠司马光为“太师”,封“温国公”,谥号“文正”。

历史上对这两个人的争议也是一直存在。

其中一人甚至被看作蔡京一般的奸臣，直到近代才扭转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