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印象中，花朵是用来形容女子的，在现代如果男性将花朵作为身上的装饰，往往会被视为娘娘腔，但是在宋朝时期，男子戴花作为配饰是一件很常见的事。

如果说宋人戴花是一种潮流与时尚，那么接受皇帝赏赐的花，便是一种身份与殊荣。宋真宗东封(到泰山封禅)前夕，分别任命陈尧叟、马知节为东京(首都)留守和大内都巡检使。封官完毕，宋真宗把他俩留在宫中宴饮庆贺，君臣三人头戴鲜艳的牡丹，喝到高兴处，宋真宗从自己头上取下一朵最名贵的牡丹，亲自为陈尧叟戴上，让陈尧叟感激涕零。宴罢出宫，一阵风扑面而来，吹落了一片花瓣，陈尧叟赶忙叫侍从拾起，小心翼翼地揣进怀里，还说“此乃官家所赐，不可弃之”，郑重之情，溢于言表。

对于官方来说，戴花是上下级之间联络感情的方式，更是一种礼仪，凡圣节庆寿、立春入贺、闻喜赐宴、祭祀天地祖先之类的活动中，人人皆戴宫花。《宋史·礼》记载“前二刻，御史台、东上阁门催班，群官戴花北向立，内侍进班齐牌，皇帝诣集英殿，百官谢花再拜”，皇帝召集朝会，戴花是百官必须履行的程序。

花有生花与像生花之分，生花即时令鲜花，像生花是假花，由绢类织物制作而成。宫花属于像生花一类，是宫廷特制的赏赐品。什么身份戴什么花，什么级别戴几朵花，都是非常讲究、有明文规定的。

如果一个大男人头上戴着鲜花招摇过市，大家见了也许会捧腹大笑。然而在北宋时期，我们的祖先却乐此不疲。看过《水浒传》的人都知道，梁山好汉可谓“花团锦簇”——病关索杨雄本是看押犯人的牢头，却在鬓边时常插着芙蓉花;常年打渔为生的阮小五，襄着破头巾也不忘插上石榴花，毫无羞愧之色……虽是小说，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宋男人戴花这一奇特的社会现象。

宋人为何如此热爱戴花呢?这还得从北宋建国时说起。秘密遗训开启戴花之风赵匡胤黄袍加身后，对武将深感不安，怕他们效仿自己，因此来了个“杯酒释兵权”，初步定下了以文治国的方针。他还在宫廷密室内的一块石碑上刻下训示，每当新帝即位时，一个秘密仪式便是恭读遗训。密室只有皇帝可以进入，其他重臣都不知道“石刻遗训”的存在，直到宋太祖死后150年，汴梁被金兵攻陷，皇宫遭到蹂躏，这块石碑才被发现。

宋太祖留给子孙的遗训是什么呢?据史料记载，全文只有两句誓言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试想一下，一位君王在为自己安排后事时，竟留下这么两句“传家宝”，可见他有特殊用意。或许他认为，文人再怎么胡说八道，也不会揭竿而起，对国家和朝廷的危害远不如武将大。无论如何，这个遗训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文人扬眉吐气，翻身作主。这就导致了宋人争做文人，并热衷于享受生活，崇尚文学艺术，风雅至极。而说到文雅，颇具风情的戴花便应运而生了。

当然，戴花能如此盛行还得归功于赵匡胤的那些孝顺子孙。他们不仅鼓励戴花，而且以身作则，以显大宋朝的文雅之风。史载，宋徽宗每次出游回宫，都是“御裹小帽，簪花，乘马”，从驾的臣僚仪卫，也都赐花配戴。不仅如此，他还制定一些规则赐给随身的卫兵每人衣袄一领，翠叶金花一枝，有宫花锦袄者，才能自由出入大内。有了天子的亲历亲为，百姓的参与度自然高居不下。

到宋真宗时期，男人戴花已由一种普通的习俗提升到国家礼仪制度上了。

戴花对北宋影响深远风靡北宋的男人戴花习俗，直接导致了北宋文士鼎盛的风气，造就了北宋王朝的百业兴盛、经济文化繁荣的局面。

在文化方面，北宋涌现了许多着名的诗人、词人、书画家和科学家，宋词与唐诗并肩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两大高峰，苏东坡、王安石、司马光、米芾等等都是新文化风气的开创者。不仅名人名家如星汉灿烂，就连宋徽宗赵佶本人也是书画大家。